热解读丨一寺一街一广场，跟着总书记欣赏特色民族文化

其二，有较强的主体主义色彩。

国群即现代民族国家共同体，是其立意总旨，而社会（市民社会）国家（政治国家）则是涵盖在国群之下的次一级概念。[43]在此情况下，澄清现代自由的核心要旨，消除世俗偏见和误解成为他的首要任务。

故不知人性者，不可以言群。荀子指出义就是分何以能行的基础，这是比礼更为根本的环节。[51] 按字面意思看，群己权界就是划定群权与己权的范围界限，其中，群权是国群节制小己的公权力（the authority of society over the individual），己权是国民自治之权（the individual over himself），二者地位相当，保持平衡。（《群学肄言》[78]） 据此，他指出，当前人类社会已发展到国群时代，中国要在国群竞争中自存自强，就要发展并满足国群社会的主体价值诉求。[⑥]也就是说，国群内在的包涵两层涵义，即作为政治法律共同体的国家和作为伦理生活共同体的社会。

因此，维新时期，有儒者就直接将荀子思想等同于专制政治加以批判排斥，如谭嗣同说：彼为荀学者……况又妄益之以三纲，明创不平等之法，轩轾凿枘，以苦父天母地之人。[③]严复：《原强》，见胡伟希选注，《论世变之亟——严复集》，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8页。真理多元论逻辑，显然与作为实践真理标准的唯物史观相冲突。

科学、正确、准确区分检验真理标准与实践真理标准，可以避免简单用生活取代实践而导致弱化唯物史观真理逻辑对中国道路理论与实践的指导价值。值得深思的是，既然检验真理标准与实践真理标准的关系辩证统一，那么，一些学者为什么还不去区分检验真理标准与实践真理标准呢?从逻辑上理解，既然这些学者都认为实践既是检验真理标准也是实践真理标准，就意味着这些学者们认可检验真理标准与实践真理标准两个概念和范畴的存在，即两者存在着差别。如果不进行检验真理标准的研究，真理的元问题研究就摆脱不了从先验逻辑出发来规定公共性生活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归宿[11]，即导致实践真理标准倒向唯心史观逻辑。其二，社会发展目标是真理逻辑建构的主旨和灵魂，按照马克思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7]的观念，真理逻辑必然要伴随着不断变化的社会历史而实现自我创新，即只有将社会实践作为检验真理标准，才能围绕变化了的社会发展目标适时创新真理逻辑。

检验真理标准理论上包含唯心主义检验真理标准和唯物主义检验真理标准两种类型的检验真理标准逻辑。其二，根据实践真理是检验真理的研究对象和理论根据，检验真理标准应该以实践真理标准为思想前提，即二者理论逻辑渊源相同。

确立何种真理逻辑为社会发展逻辑的问题，属于真理规范逻辑的研究领域。其三，将社会宏伟理想作为逻辑前提理解的实践标准。社会实践作为唯物主义检验真理标准的合理性和科学性，也可以从三个方面概括：其一，社会实践是真理逻辑的展开和完成，是真理逻辑目标、主旨的实现和贯彻，或者说，从宏观意蕴上理解，社会实践本身就是真理逻辑的组成部分，二者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不可被分割。为此，许多西方学者用北京共识中国模式等概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逻辑。

用习近平哲学的逻辑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逻辑，离不开中国人民对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的深刻感悟和准确把握，即在习近平哲学中，中国化唯物史观就是新时代的实践真理标准(注：中国化唯物史观就是指马克思唯物史观与中国国情相结合产生的唯物史观)，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就是新时代的检验真理标准，两者不可混淆和相互取代。就唯物史观自身而言，亦存在着从四大不同逻辑前提出发研究实践真理标准的视角。只有准确辨析二者之间的内在关联，才能够有利于准确、科学、正确地把握和运用检验真理标准和实践真理标准。其三，检验真理标准与实践真理标准的思想前提都是唯物史观，思维方法都是唯物辩证法，即二者理论思维逻辑相同。

该实践标准的优点在于能够紧密与实践相关联，不足之处在于容易误将当下实践作为终极实践标准的根据，即容易以实用主义、存在主义等非唯物史观逻辑判定真理逻辑。在该阶段，教科书不阐述价值问题，只关注真理问题，即此时的教科书没有将价值与真理相关联，甚至不涉及价值问题。

[9]这就是说，普特南认为实践真理标准是客观存在的。唯物史观指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进，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越来越走向深入的社会实践表明，中国社会发展逻辑就是中国社会发展的真理逻辑。

其二，唯物史观是认知真理的科学方法。其一，将经验事实真理逻辑作为逻辑前提理解实践真理标准的研究视角。唯心主义检验真理标准逻辑强调真理逻辑前提性的意义和价值，即唯心主义检验真理标准逻辑在将唯心主义检验真理标准确立为真理逻辑的目标和宗旨的同时，却忽视真理逻辑科学性的意义和价值。检验真理标准与实践真理标准之所以成为哲学问题，是因为它们各自拥有属于自己的概念框架。检验真理标准深度探讨的根本原因，理论上是要回答和解决真理如何检验的问题，实践上是要创新社会发展逻辑和坚定真理逻辑。美国学者希拉里·普特南在其《理性、真理与历史》的著作中，将真理与价值的关系称之为事实与价值的关系。

在实践真理标准问题上，利科认为，文艺复兴就是意识到真理的多维度性质的时期。从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实践角度上理解，无论是早期的苏联新经济政策，还是当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无一不是从社会实践视角判断其理论是否具有真理性。

在该阶段，教科书将真理与价值放在同一个视阈进行阐述和探讨，从真理观角度可以称其研究为真理问题的价值视阈研究，从价值观角度可以称其研究为价值问题的真理视阈研究，即该阶段认为真理与价值是同一个研究的两个方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化唯物史观指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逻辑，不仅使得中国道路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且使中国价值获得了越来越多世界其他国家的理解和支持。

比如，在社会主义道路的深度探索中，尤其是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中，出现了否定改革开放的左派真理逻辑和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右派真理逻辑。对这种真理统一性逻辑，法国学者保罗·利科给予了精辟的诠释，即利科认为，人们希望能通过对统一的赞美来开始真理的沉思：真理不是自相矛盾的，谎言则是各种各样的。

该研究视角的优点在于，能够有利于深度把握真理逻辑的内涵和边界，其不足之处在于容易形成思辨理性般的理性至上思维。当然，人们也绝不能仅仅将毛泽东的实事求是理论理解为是对真理逻辑的认识论视阈阐释，因为，实事求是理论还包含着对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逻辑等中国化唯物史观问题的哲学概括。从实践上理解，1978年9月，邓小平给予了理论与实践相统一视阈的社会发展逻辑阐释，即邓小平认为，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关键还是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检验真理标准与实践真理标准统一在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和思维方式之中的事实表明，如果割裂二者的联系，至少会有一个方面是背离了唯物史观理论的。

无论是真理问题的理论史，还是真理问题的社会实践史，往往不去区分检验真理标准与实践真理标准。区分检验真理标准与实践真理标准，在实践上能够为践行中国道路与中国价值提供学术合理性支持，在理论上为构筑中国化唯物史观积累学术资源。

这是政治问题，是思想问题，也是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现实问题[3]。只有建立在科学、合理、正确的逻辑前提基础上的真理逻辑，才能确立唯物史观的实践真理标准，才能被作为检验真理标准的实践证明。

检验真理标准应该以实践真理标准为思想前提表明，实践真理标准也不能取代检验真理标准。唯物史观作为实践真理标准的合理性和科学性至少包含三大方面内容。

检验真理本身不是真理逻辑的目的，它是为服务于真理逻辑而产生，即不存在没有既定真理逻辑的真理检验，或者说，真理检验就是要检验既定的真理逻辑是否正确。将真理与价值分离研究，从表象上看，或许会有学者认为是出于对传统唯物史观的否定性理解，而在本质上，这是要创新传统唯物史观，或者说是为了发现中国化唯物史观，即为中国道路和中国价值寻找哲学基础。作者简介：曹典顺，江苏师范大学哲学范式研究院院长、教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逻辑研究首席专家，江苏徐州，221116。检验真理标准与实践真理标准的联系是本质的，差别只是视阈的而非内在的。

实践真理标准就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发展时期应该遵循的发展逻辑，属于真理规范逻辑的研究领域。唯物史观最为重大的革命性贡献，是它在方法论意义上实现了唯物主义与辩证法、唯物主义的自然观与唯物辩证的社会历史观的结合，为科学认知真理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前提。

其四，将价值真理统一真理逻辑作为逻辑前提理解实践真理标准的研究视角。从逻辑上理解，既然马克思、毛泽东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已经阐明了唯物史观的检验真理标准，那么，马克思主义者积极传播和身体力行这一唯物史观逻辑就可以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逻辑。

观点存在差别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如何把握真理与价值的关系，或者说，任何关于实践真理标准的理论都必须首先阐释真理与价值的关系。这就意味着，科学辨析实践检验真理标准的差别，就是要探讨和发现导致实践差别的逻辑前提是什么，即确立实践检验真理标准中的实践的实践标准。